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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文/观察者网 陶立烽】
3月16日,《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》(以下简称“方案”)全文发布。除了3月7日发布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内容外,《方案》还涉及到党中央、全国人大、全国政协的机构改革内容。
此次机构改革涉及金融、科技、社会工作、数据以及机构精简,尤其是中央金融委/中央金融工委、中央科技委、中央社工部等新部门的组建,引发了广泛热议。对此,观察者网采访了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和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唐亚林。
对于机构精简,唐亚林指出,我国的官民比,实际上是在全世界中都是比较低的,大大落后于美国、英国、法国、日本这些国家,中国的比例1%都不到。而此次精简主要是为了优化资源配置,各部门精简出来的名额要用于新设机构。
根据《2016 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》数据显示,截至 2016年底,全国公务总数为719万人。
至于县乡两级不做精简要求,唐亚林分析,此举是为了让基层公务员的作用和能力得到有效充分的发挥与运用。“李强总理在记者会上说,深入基层看到的全是办法,也说明了我们的干部需要面对基层、面对群众、面对服务、面对人心、回归群众路线。”
2018年4月,泉州洛江区纪检走访洛江区绿联果蔬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民,了解农民生产生活、检查农资补贴到位和镇村干部服务态度、服务质量等情况(图自泉州市纪委监委网站)
以下为采访原文:
观察者网:这次党中央组建“中央金融委员会”和“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”,前者是中央议事协调机构,后者则是中央派出机构,同前者的办公室合署办公,这种安排的目的是什么?
唐亚林:中央金融委和中央金融工委职能并不一样,前者主要是针对事务,后者则主要是针对党务。
具体而言,中央金融委以及中央金融办,专门负责对金融相关重大事项的议事协调、决策研判、政策统筹、落实推进、监督反馈等事务;而中央金融工委主要负责金融系统多家单位的党务,对一行两会(之后会改成一行一会一局)进行归口管理,着重强调的是政治建设、思想建设、组织建设、作风建设、纪律建设等。中央金融办与中央金融工委二者合署办公。
举个例子,以前上海市教委、卫健委和科委上面有个科卫教工作党委(后来拆分了,变成了教卫党委和科技工作党委),对教委、卫健委和科委的党务进行统一归口管理,而各个委员会负责具体的业务事务。也有另外一种情况,在大口党的工作委员会之下,各独立但联系很紧密的几个部门各自设有党组,实行党务统一归口管理,中央金融工委就是这种情况。
观察者网:地方金融监管体制将改成中央派出机构为主,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机构不再加挂金融工作局、金融办公室牌子,这是否意味着削弱地方的金融监管权?这和前段时间的村镇银行暴雷事件有关?
唐亚林:现代金融是一项特殊的事业,事关国家经济命脉,对经济发展和社会心理的传导与冲击效应明显,既深刻影响经济发展走势,又鲜明影响社会大众的心理认知,从而影响一段时期的经济发展进程与社会稳定大势,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和认真对待。简而言之,就是金融业杠杆作用非常强大。比如最近美国银行业出现的几家银行倒闭事件,不仅影响股市,还影响民众的生活甚至企业的生存。
而我国目前地方金融管理已有不少乱象。我们以往对这个问题重视不够,这种情况就需要加强中央事权的统一管控,实行垂直管理。因为地方监管能力有限,而且有的地方也有打政策擦边球的倾向。一旦监管能力搞不上去,它所造成的破坏性会更大,会产生系统性风险。
观察者网:为什么央行管理体制从“大区分行制”改回到了1998年以前的“省会分行制”,从目前的“央行-大区分行-省会支行-地市支行-县支行”五级管理体制改成“央行-省分行-地市支行”三级管理体制,当年大分区制改革目的是规避地方政府对地方央行支行的不利影响,那目前形势下的改革原因是什么?这么改有何利弊?
唐亚林:目前大区分行体制显得不太适应,而省分行能较好地顾及到每个省份的特殊性。
至于为什么裁撤县支行,这也和目前电子支付手段兴起等有关。随着交通网络体系的发展,互联网支付的普及,以分布式存储为核心的区块链等数字技术创新,下沉到县市级的人民银行系统主要职能越来越弱化,原有的货币当地发行管理、现金管理与库房建设、反假币业务、金融数据统计等职能就日渐淡化了。
因为交通网络的飞速发展,县域和地市、省城的通达度大大提高,即便真的发生挤兑事件,一夜就能从省行或者地市支行调钱过来,挤兑就可以避免。同时,电子支付使用频率和场景不断增加,现金用得少了,假币也就少了。所以说,现在基层政策银行的具体职能弱化,县(市)支行的存在必要性也大大降低。
中国人民银行嘉善县支行(图自嘉善新闻网)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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